张凤云

　　“家庭流动时代”的到来表明，我国城镇化进程已向纵深阶段发展。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家庭流动人口的规模还会增加，针对如此大量的农村家庭涌向城市，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城市管理，都应给予足够重视。

　　一则数据的背后，可能昭示着一个时代的到来。日前，国家卫计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十二五”时期，举家外出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例持续快速提高。国家卫计委的动态监测数据显示，近九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是夫妻双方一起流动，与配偶、子女共同流动的约占60%，越来越多的流动家庭开始携带老人流动。这表明，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已进入以家庭化迁移为主要特征的阶段。

　　农村流动人口呈现家庭化迁移趋势,原因大体可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农民的吸引力持续加强。城市更高的收入、更加丰富的生活是吸引人们从农村走出来的关键因素。如今之所以出现“拖家带口一起走”的现象，除了外出农民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的原因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流动人口已不再像一代农民工那样以农村为退路，而是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未来交给城市；另一方面，举家流动也是无奈之举。农村劳动力外出制造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是层出不穷。而在一些村庄，随着人口的不断外流，本就已经“空心化”，将家人尤其是孩子留在老家发展的空间相当有限。因此，即便在城里的生活条件有限，让家人待在身边也是众多外出农民最好的选择。

　　家庭化流动具有诸多现实的正面意义。相比于这些年来劳动力外出给农村社会结构带来的巨大冲击，流动人口家庭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保存农村家庭的相对完整，直接减少流动人口家庭内部长期分离的现象，从而减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弥补亲情缺失，并对整个社会治理的构建产生积极影响。

　　然而，之所以称之为“家庭流动”而不是“举家定居”，根本还在于其中的大部分家庭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他们虽然一家老小都在城市生活，也在二三产业内就业，却并未扎下根来，因此尚处于流动的不稳定状态。

　　所以我们走在城市的街巷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来自农村的三口之家共同经营着一家小小的门店，大人忙于生意，孩子就在街上玩耍而不是在幼儿园里接受正规的教育；我们也会经常注意到某个城市的集散市场，年龄参差不齐的来自农村的孩子聚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微型城中村”聚集群落；又或者那些高楼大厦旁边看似无序又低矮杂乱的建筑里，从事着重体力劳动的农民工端出一盆菜，和家人坐在支在街边的小桌子旁吃饭……他们虽然举家在城市打拼，为城市的发展付出辛劳与汗水，实质上过的依然是跟乡村无二般的生活，更谈不上享受城市优质的医疗服务或者承担昂贵的房租费用了。

　　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流动与单个农民进城打工不同，由于家庭内部人员的相对完整，流动家庭有着更多更复杂的社会诉求。尤其是那些跟随青壮年劳力进城的儿童和老人，更加需要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保障。

　　首先摆在流动家庭面前的是子女教育问题。举家流动的农民大多带有孩子，根据《中国流动儿童数据报告——2014》，截至2010年11月,我国流动儿童数量已达3581万。如此大体量的流动儿童生长在城市，却很难在城市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这已经成为农民在城市落脚的一大掣肘。

　　其次亟需补齐的是医疗保障。举家流动进城的农民家庭里，由于老人、孩子的比例增加，享受基本医疗保障的愿望更加迫切。然而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本身就很低，只有20%左右。而那些跟随打工子女来到城市的老人，其中大多数也只是参加了低水平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农合，不仅保障水平不足，转移接续和待遇享受也十分不便。

　　第三，居住问题也是制约举家流动农民在城市扎根的一大障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一份有关“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显示，80%的流动人口住在城中村或城边村，其中80%住房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近些年农民工的居住状况并未有明显改变，随着家庭整体流动比例的增加，一家老小、祖孙三代挤在一间简陋出租屋里的情况极为普遍。面对流动家庭存在的子女教育、医疗等更加复杂的问题，这些散落在城市中的城中村、城边村显然无力承载。

　　另外，举家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还需要城市社会的认同和接纳。如果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里，就会生出对城市的归属感，抱着对生活的希望和未来的期许，产生身份认同，进而最终扎根城市。

　　流动乃社会活力所在。而城镇化的进程原本就是“人们从乡村不断向市镇迁移,以及从市镇向都市迁移的过程。”“家庭流动时代”的到来表明，我国城镇化进程已向纵深阶段发展。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家庭流动人口的规模还会增加，如此大量的农村家庭涌向城市，对城市管理和服务能力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因此必须顺应这一变化早作准备，根据发展趋势科学调整规划，不断提高对流动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能力。

　　从国家层面讲，面对着大规模家庭流动的趋势，也应提高重视程度，对其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予以细致考虑，制定更为精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便从顶层设计上为农民家庭顺利“城镇化”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