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0月30日消息（记者李伟民 曹美丽 鄞州广播电视台朱鸣鸿 洪晓薇 李伟）据中国乡村之声《三农中国》报道，鄞州，位于浙江宁波的中心地带，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1978年以前，这里是典型的农业县，“五田四山一分水”，以种稻为生，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这里已经成为一座蓬勃发展的都市新城。2002年，撤县建区，成为浙江省地方财政首个突破100亿元的区。四十年，见证了一段县域经济改革发展的故事，也见证了鄞州农民从“出工不出力”到“提心吊胆搞承包”，再到“放开胆子奔小康”的奋斗历程。
中国乡村之声推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报道《浙江鄞州：改革开放微型口述史》，第一集《床板下放出了风筝》。
朱鸣鸿：我是朱鸣鸿。这里是我的家乡，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过去叫鄞县，是秦朝设郡县制后全国第一批建制县，也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之一。我的乡亲们热情，善良，又勤劳，淳朴。
从1978年到2018年，这里也是改革开放带来深刻变革的地方。而我和热情善良、勤劳淳朴的乡亲们一起见证了这场深刻的变革。
朱鸣鸿：我曾经做过多年的一线记者，喜欢对比，喜欢发现。这里有一组数据：2017年，鄞州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万2千多元；1978年，鄞县农民的年人均总收入只有158元。
四十年两百倍的收入递增是怎么来的？朱鸣鸿的同乡朱国富今年66岁了，从1979年被录用为咸祥公社干部到1996年成为鄞县农业局局长、2002年转任区农办主任，他的职业生涯一直跟“农”打交道。他讲起过去村里的故事，依然令人心痛。
朱国富：家里揭不开锅了，我到工作队后，家里就断粮了。我回到家眼泪都下来了，看到锅里煨的是什么？番薯干汤。没有粮食，1975年的时候。
这是朱国富记忆里的1975年。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身强体壮的农村小伙子，却被“穷”哭了。那时候，老百姓最怕听到的声音不是老虎的叫声，而是粮勺刮米桶的声音，因为米桶见底了。
朱国富：我们那个生产队，30多个劳动力，120多亩地，夏收夏种，要干将近一个月。出工不出力，没有生产的积极性。
磨洋工，没积极性，生产效率低，粮食产量低，这可不是鄞州人天生懒惰，在宁波博物馆，正前方是一个半圆形的展台，再现的是北宋宁波港的客商往来的情景，背景是大海与帆船；近景是海内外客商或站或坐的蜡像，右侧一位北宋官员正在书写文件。
宁波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黄勉免：我们宁波人素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宁波人经商也素来讲究诚信。
频繁的贸易往来，使得宁波人更开放，更灵活，也更能吃苦。但是，“大锅饭”却让善良勤劳的乡亲们学会了磨洋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很快就把鄞县的乡亲们唤醒了。一些人谨慎试探，寻找变革的底线。
1980年，邱隘第三生产队，这里只有农田。此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没有推广，但是26个村民决定分田。
邱隘第三生产大队队长应永兴：生产粮食一千斤，九百斤交公粮，自己才一百斤，不够吃。养的猪也一样，都得上缴。我们种粮没粮吃，养猪没肉吃。
应永兴说，那时种粮养猪都要上缴。所以，搞分田到户，就是为了能吃饱饭。但是分田要冒很大的风险。
应永兴：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大队只有3%的地可以种经济作物，种多了就是搞资本主义。
应永兴当年的工作搭档、大队书记李小才说，这顶大帽子被扣上可不得了：
李小才：被抓成典型，就要倒霉，永世不得翻身，相当紧张。成分不好，上学上不了，当兵当不了，找不到对象。
现在的村书记周慈明当年分田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他说，分田的的好处立竿见影。人们积极性上去了，粮食多了。
周慈明：第一年就把所有的劳动力都发动起来了。我包了13亩地。分地之后，产量提高了。
在村里，村民在心惊胆战中分地；在干部中间，要不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掀起了激烈的争论。
今年已经84岁的俞舜民老人，得知分田的时候是县里的一名干部。
俞舜民：当时我认为他们没有违法。所以我没有制止他们。当时我们书记是反对的，后来中央出来文件，他也想通了。
这样的争论当时不仅县里有，乡镇、大队都有。朱国富那时已是乡镇干部，他对那场争论记忆犹新：
朱国富：当时有个党员提议分地到户，他说有地方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有个老干部说共产党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五几年，这不行。我们这儿有个地方叫象山港，老干部说，除非象山港这么干了。
象山港没有干，但是，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闯劲和韧劲却不可阻挡，改革开放这场伟大实践的推动力量远胜沧海桑田。很快，1983年，全国开始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括周慈明在内的邱隘镇下万令村分了田的农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乡亲们的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他们克服重重阻力，走出了农田，奔向更美好的生活。那种决心义无返顾。东吴镇勤永村支部书记谢军斌讲述了改革开放之初，他父亲的一段故事。
谢军斌：我爸爸要到外面打拼，村里说如果出去就每天交给村里5块钱，那时候5块钱不得了。目的就是不让我爸爸出去赚钱。
尽管每天要交给村里5块钱，谢军斌的父亲还是离开村子去上海了，凭着泥瓦匠的手艺，他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
从磨洋工，到提心吊胆，再到冲破层层阻力，屡创新高。鄞州区副区长朱晓丽是这样理解农民的变化的：
朱晓丽：他们非常朴实、勤劳。对新生事物也愿意积极尝试。在政府引导和推动的过程中他们接受度比较高，体现了开放的理念和态度。
改革开放究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正如朱晓丽所说，改革开放就是给了农民自主选择的机会。
原来的邱隘第三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应永兴，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从1978年到今天，他见证了这段历史：
应永兴：我们宁波有句老话，“床板下放风筝”。过去上面有“床板”，“风筝”放不出去，现在可以放到宇宙去。
《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第十一集：咬定青山不放松
